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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家公司是我们筹建指挥部报上去的，具体工作是我们做，我们报材料，给钟国庆批。”</p>
“那么可不可以说，用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你们定的。”</p>
“定是钟国庆定，我们提供情况，也起一点作用吧。”</p>
“你说的我们是指谁呢，你和边晓军？”</p>
“主要是边晓军吧，怎么了，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p>
“你认为在选定工程承包商的过程中，出没出过什么事儿？比如：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现象？”</p>
我想了想，一时想不出什么，就说：“我们这工程，总的还行。现在土建方面也完工了，听说质量还不错。要有事儿也是边晓军的事儿，总不会是钟国庆**吧，这公司就是他自己的。”</p>
女的看了那男的一眼，然后冲我问道：“你怎么肯定除了钟国庆之外，就只有边晓军有可能**呢，别人就不可能了吗？”</p>
我笑笑：“别人，别人可能想**，轮不上。但凡想搞点**的人，多少总得有点权吧。”</p>
那女检察官也笑笑：“你想**吗？”</p>
我一愣，知道她是开玩笑。不过他们这种司法人员开玩笑都开得阴森森的。我说：“我也犯不着**。”</p>
“为什么？你和边晓军有什么不同吗？”</p>
“当然不同啦。”</p>
“怎么不同？”</p>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不该说我那时候是钟国庆家的驸马爷，我是国宁家族中的一名准成员。而边晓军只是一打工的，别看他是我的头儿。</p>
“你们不同在哪儿？”</p>
那女的不知为什么盯住这个话题，非要问到底似的，我不想再说我和钟家的旧事，便敷衍道：“**的事儿，别找我，我还没到那个档次。”</p>
两位检察官都不做声，沉默了一会儿，女的说：“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你也再想想我刚才问的那些问题，你要想起什么感到需要找我们主动谈一谈的，就找我们。我们给你留个电话。”</p>
我听着这话有点别扭，好像我真有什么问题得老实交代似的。我想这大概是公检法人员的职业病，看什么人都觉得有问题，有话不会好好说。我没做声，看着那女的写了个电话号码留在茶几上，他们告辞的时候，我也挺冷淡的。</p>
这事过了之后的第二天，我和安心接小熊出了医院。小熊见到我比见到安心还要亲。这孩子高兴时满脸的乖乖相说不出有多么的打动人，手钩着你，脸贴。我以前从来不喜欢孩子的，现在也不喜欢，只有小熊除外。</p>
接小熊回家家里就显得热闹起来，充满了生气。我的心情也随之好转，工作的事也不多操心了，反正能不能成全都听天由命。往往不去想的事情反而来得更快，两天之后刘明浩路过三环家具城的时候就进去告诉安心，我那事成了，让我星期一带上身份证和学历证明什么的上龙都大酒店人事部面试去。</p>
星期一上午八点一过我就到了龙都大酒店的人事部，面试很简单，问了几句话，看了我带去的一应证件证书证明，然后就让我填表。又过了两天，通知我去报到上班。洗衣厂厂长一看我长得挺顺眼，跟我认真聊了聊，就决定不让我做机修工了，改做业务推销员。他们那洗衣厂特别大，员工有将近一百人。龙都大酒店内部的活儿也就够吃个半饱，他们还得拉社会上的活儿，有好多大使馆、外国商社都在他们这儿洗衣服，洗窗帘，还请他们上门洗地毯什么的。他们原来有一个业务推销员，但形象太寒碜，而且外语不行，外国人的生意一直拉不住。</p>
于是我就在龙都洗衣厂干上了。跟刘明浩当初说的差不多，每月工资奖金一千挂零，管两顿饭，可以在单位里洗澡，上下班还有班车。而且，我是搞推销的，还给我配了一台汉显的bp机，还发我一身不太合体的西服，我没穿。每天出去都穿自己原来的西服，我的西服有“都彭”的，有“华伦天奴”的，最次也是“皮尔·卡丹”的，穿上去特贴身。我们厂长还同意免费给我洗烫。这西服一穿厂里的师傅都说这小伙子真是漂亮，有个老师傅还想把她的闺女介绍给我谈恋爱呢。</p>
上班的头一个月我就拉来四个新客户，其中一个是一家自己没设洗衣厂的小宾馆，一下子给厂里增加了近五万元的营业额。按厂里的销售奖励办法我个人提成九百多块钱，我和安心的生活一下子显得宽裕起来。那个月我挣的加上她挣的，一共有三千多块，我们一到晚上上了床就讨论钱多了怎么办，该给小熊买些什么东西，该拿出多少钱还给刘明浩和潘队长他们，等等。</p>
我在龙都大酒店洗衣厂工作了一个多月，心情很好。也许是经历了生活的磨练，也许是体会了工作机会的难得，我的表现有时好得连我自己都能惊讶起来。我不出去推销的时候，就常常主动帮其他师傅干活儿，干洗、大烫、发货、接单，什么活儿都干过。我才来一个多月，就得了一块酒店服务质量委员会发的红色微笑牌，据说全店将近两千人每个月红色微笑牌只发六七个，而且大都是一线员工获得。洗衣厂是二线单位，我得了这个红牌是整个儿洗衣厂的光荣，我的照片还因此挂在了职工食堂门口的光荣榜上。</p>
可惜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我的新鲜感尚未结束的时候，我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就突然地以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p>
那天我因为要等一位非洲使馆的外交官来取衣服，没有出去跑推销。那外交官是我新拉来的客户，脾气古怪，有点挑剔，我怕别人处理不好，就留在厂里等他，顺便帮其他人往餐厅里送台布。我们一个包房一个包房地送，送到大餐厅，一个穿黑西服的管理人员走过来，问我：“你是叫杨瑞吗？”我不知道这人是哪个部门的，但脸熟，好像在职工食堂吃饭时见过，便答：“是啊。”那人又说：“你来一下。”我就跟着他走，手里还抱着一摞洗净浆好的台布，一直走到餐厅外的一个雪茄吧里。那个雪茄吧还不到营业的时间，但里边好像有人。我跟那黑西服走进去。雪茄吧装潢很古老，家具都是深色的，光线也是暗暗的，从阳光充沛的大走廊走进雪茄吧眼睛总要适应一阵。但我能看清屋里有两位是饭店保卫部的干部，还有两位民警，戴着大盖帽站在暗影里，如我梦中一样面目不清。另有一位中年人站在前面，我认出来了，就是一个多月前来过我家的检察院的人，是那个一声不响地做记录的男的。</p>
饭店保卫部的人见我进来，向检察院那个男的点头使了个眼色，那男的就先冲我开了口。他明明见过我，一上来还是例行公事地问：</p>
“你叫杨瑞吗？”</p>
他的口气比那天在我家还要横，横多了。我皱着眉答了句：</p>
“啊。”</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