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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伦心里如此想，嘴中当然不可能如此没有情商：“府尹帮扶之力，小可当然不敢或忘。只是酒坊的损失，其实也是三皇子和滕府尹之失！毕竟早一天建成，便早一天有产出。既然府尹难做，此事小可便依府尹之意不再追究，唯担心裘家不肯善罢甘休，再来骚扰工坊，却是不可不防！”
滕府尹这才有了笑脸：“无妨。裘家若敢再来妨碍工坊做事或者为害工坊，朝廷的律法也不是摆设，那时定不会轻饶！
声色俱厉地说完之后，立刻又摆出一幅推心置腹的模样：“其实山水郎的损失，某也想好了弥补的办法。安仁村虽属祥符县，却离东京极近，便免去了你的过税；至于商税，工坊里的货物不计品类、数量，均行值百抽三之法，你看如何？”
如何？当然是绝对的利好！只是这样，难免有损公肥私之嫌。
按照宋朝制度，商税分过税和住税两种。所谓过税，就是以关征收，每关值百抽二；所谓住税，值百抽三。
像从安仁工坊把肥皂运往东京，在城门下只有一关，每块香皂共收税一文二厘。在东京卖价百文一块时，官府收税三文。
所以香皂每块售价百文中实含税四文二厘。
对比每块肥皂百文的售价，当然不值一提。
但是理论如此，实际不是这样的，这就牵涉到各级官吏执行税务的力度。
当初在统一过程中，为了能成功消灭掉各个地方的割据政权，北宋就大量鼓吹说凡是我朝军队所到之处，都把首要任务放在“去民疾苦”上，减少那些苛捐杂税。结果实际上，北宋成功继承了割据政权们对各种各样杂税的征收，连后来朱熹都说前朝的盘剥之法“本朝皆备”，民众的负担不减反增。
之所以说宋朝的征税范围跟之前朝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于平民百姓的平常劳动生产、所有生活中能用到的东西，都无一例外地要被征税。比如，进京赶考走远路经过税务关卡、身上带有的铜或铁制的钱币要被征税，结婚娶妻或把女儿嫁出去要被征税，家里起房子要收税，还有犁头等农具也要征税，等等
从安仁工坊到东京，看似只经过一道城门，却要打点守城的官兵，基本上每车货物没有个一、二十两银子是过不去的，这还都算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