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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我参观了蝗虫事发地，并讲了许多虫灾故事。
我又采访了当地农技员，询问当地虫灾情况。
当然，我采访了乡肖书记。
他提供了许多当地抗虫防虫的经验介绍材料。
但我的兴趣点不在这里。
来之前，我已经跟《新周报》沟通好了，他们要我以《新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去采访，稿件写好后，我立刻传给了他们。
他们看后，表示马上用，但我心里又打起了小九九，我希望家乡的报纸也采用这篇稿子，于是，我又传给《株洲晚报》。
《株洲晚报》的编辑看后，表示发整版，并要我把银行卡号发给他，准备发稿费。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株洲晚报》没有发，原因是市宣传部审批没有通过。
其实，我很清楚，我的稿件只是单独地报道虫灾，没有报道当地抗虫救灾的事迹，这种稿件在市报肯定不能发。
当然，《新周报》发了，并且是以《新周报》特约记者名义发。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发了这一期的《新周报》，之后意外停刊，其中内情不宜公开，结果我成了中国史上最短命的特约记者。
还有一个客家人的事也值得说说。
我在亲戚家吃饭的时候，有人说起了一个人，他姓郭，以前伪造判刑，现在在搞工艺品。
我虽然搞新闻报道，但也写纪实稿。
当年纪实稿火遍大江南北，《知音》、《家庭》等杂志需要大量的纪实稿，并且是千字千元。
非常高了，一篇六千字的纪实稿就有六千元，而我当时的工资只有几百元，自然，我加入其中。
现在听到这个信息，我立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姐夫尹观华的带领下，我采访了郭先生。
采访很顺利，他向我介绍了有关情况，回长沙后，我只用一天时间就写出了初稿。
我的目标是《知音》，结果不顺利，二审拍死，后来在《高墙内外》杂志发表了，但影响力太小，几乎没有水花。
我自然不甘心，又联系了《湖南广播电视报》，可惜它是一星期出一期，稿件已经排到二个月后。
我又联系了《三湘都市报》，它有一个特别报道，专门发纪实稿。
结果第二天稿件就发出来了。
反应很强烈，尤其是在客家群体中引起了许多议论。
很多人对郭先生热嘲冷讽，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一些人的唆使下，他向《三湘都市报》写了一封信，要求对新闻报道进行更正。
当然，郭先生做事还算光明磊落。
他把这封信抄写了一遍，寄给了我。
我看后有点不依为然：
一是反映的事，真不是事。
二是《三湘都市报》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话，绝对不可能更正。
事实上后来也是不了了之。
但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郭先生却轻易地放弃了。
此稿出来了，引起了湖南卫视的注意。
他们当时有一个晚间报道火遍全国，节目组通过我，找到他，希望报道，却被他拒绝了。
节目组的编导找到我，希望我去做工作。
编导当时说，在我们这个节目打广告，一秒钟是7万，我们报道他会有一分多钟，价值五百万以上，我真不理解，他为什么拒绝？
我马上跟郭先生讲了情况，但仍被他拒绝。
他的理由是，我认为我的作品还不满意，所以不报道。
其实，这就是郭先生理解上的误区。
艺术不艺术是没有固定标准的，要走向市场必须需要名气。
一个名星卖自己写的书法，在我眼里真的不入流，还不如客家人写的字，但人家有名气，几千块一幅书法作品一样卖得火爆。
郭先生有所不知的是，电视台的节目是相互联动的。
湖南卫视的节目会放到其它台播，同样其它台的节目也会放到湖南台播。
可以说，郭的节目会在全国各地播，同时中央电视台也可能会介入，因为这样的事在全国还是比较少见。
可惜，太好机会就这样丧失了。
不然的话，他现在应该是千万富翁了。
当然，仅是猜测，也有可能不是真的。
但我感到机会还是不能丢。
一个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机会，包括成名发财的机会，但你不抓住，有可能就会错过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