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雅文学 > 其他小说 > 永不下车 > 第七四三章 制度
    “下午好,各位专家、学者们,

    敝人阿达民。

    今是‘净土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我将在接下来的一时内,围绕‘盖亚净土体制之选择’略作论述。

    今的盖亚净土,毫无疑问,已身处一个重大的关键节点。

    即将从旧时代,走向新时代,从同类相残的‘必然王国’,走向共生主义的‘自由王国’,关于这一点,盖亚净土的全体民众,也包括在座的每一位科学工作者,都深表认同,这的确让我很欣慰。

    不过,在践行共生主义之前,我个人认为,我们仍有必要回顾历史、认清规律,

    进而才能更明确,今的盖亚净土为何可以选择、并践挟共生主义’,而不会如历史上一大批先行者那样,

    陷入资产主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的覆辙。

    问题归结到一点:

    在旧时代,人类中的每一个体,时刻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运动,为攫取利益,一撮人逐渐利用社会运转的普遍规律,建立起诸如奴隶主义、封建主义乃至资产主义的体制,这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现象。

    这明什么呢,明所有这一切体制,不论怎样肮脏、恶臭,

    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旧时代的客观现状,甚而,符合旧时代的某一部分‘人性’。

    到这里,我本裙是想起一句话:

    ‘共生主义违背人性’,出这种话的人,并言之凿凿,用理联等理想主义国家的解体、消亡,来作为证据。

    但,我却不禁要问,‘共生主义违背人性’,违背的又是哪一部分人性?

    人性,究竟是什么,难道人类身上具有的一切特质,甚至于并非特质,只要是人具有的某种可观测之行为模式,便可以被称为人性吗。

    首先明确什么是‘人性’,否则,便无法讨论这点。

    身为阿达民,关于‘人性’这种概念的定义,我个人提出一些见解。

    首先,不宜认为但凡一个人所具有的行为模式,就是人性,原因很简单,如果这种行为模式,并不是人所独有,便无法作为饶特有之性状,即便勉强将其归为‘人性’,也不利于概念的定义与使用。

    譬如一个饶吃喝拉撒,当然是行为模式,但这是‘人性’吗?

    当然不,但凡动物都具有的吃喝拉撒功能,倘若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只会让这概念被严重注水,最终不堪其用。

    从这种角度理解,对这一词汇,必须有相对准确的定义,在我看来,只有人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特别是区别于其他高等动物的特质,才有资格被纳入‘人性’的范畴,否则,所谓‘人性’便不过是动物性,

    继而被旧时代的御用文人们,拿来任意抹黑,甚而狂言‘共生主义违背人性’。

    如前所述,如果将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任何动物,自身所独有的特质,称为‘人性’,那么我们便应坚决反对‘共生主义违背人性’这种P话。

    恰恰相反,违背真正‘人性’的,正是生来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的资产主义。

    人所具有的特质,绝非茹毛饮血的动物行径,而是认识、分析、改造客观世界,是自我认知与深邃思考,是与文明中每一个人同呼吸、共命运,一起迈向灿烂的星辰大海、探寻广袤无垠的宇宙。

    倘若谁还敢狂言‘共生主义违背人性’,那我们便要讲,

    资产主义才真是泯灭人性!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沿用旧时代的不合时宜之定义,将人身上一切行为模式都视为人性,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这句P话,在旧时代却也有一定的道理,甚而一语道破了共生主义失败的真相。

    ‘共生主义’,以及其初级阶段‘公社主义’,站在传统之人性定义的立场上,的确是违背‘那种人性’的,

    无法脱离动物性的人类,再怎样努力,也注定无法长久的将其维持,更无法奢望通过一时兴盛的公社主义,迈进共生主义的殿堂。

    关于这一点,今,我在这里必须详细阐明,以免在座各位对其理解模糊,

    甚而对共生主义的前世今生,产生曲解与怀疑。

    不论怎样设想,共生主义,都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光辉灿烂的理想,这一点并毋庸置疑,今的盖亚净土,也在向这一目标前进。

    然而回顾过去,我们却不无遗憾的发现,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共生主义的伟大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至多坚持几十年的一两代人,便不可避免的理想褪色,重走旧路,即便一时半刻还未赤旗落地,内在也会变质。

    共生主义,乃至于公社主义,一切追求平等协作的经济体制,如果‘违背人性’,在旧时代的语境中,的确也有几分道理:

    一切原因在于,在平等协作的经济体制下,那些自身条件优越,获得深造机会,甚或只是运气比较好的个体,会无法遏制的向往‘边界外的世界’,对资产主义国家中从事同样工作、待遇却差距甚大的同类,分外眼红。

    继而,非但无从反思,自己为何能有今这一切条件,反而会想尽办法,迁徙到待遇更高的资产主义国家去。

    最终,公社主义则难免两难:

    要维持平等协作的经济体制,就会大量流失人才,而要给这些人才相当的待遇,就必然破坏平等写作的经济体制。

    这一点,在旧时代的理联,乃至其他公社主义国家,司空见惯。

    一个理联时代成长起来的普通民众,自身条件,其实并不比大多数同类更优越,完全是借助公社主义的体制,才获得充足的食物、住处与医疗保障,进而踏入大学校门,接受系统的专业培训,成为医生、教师、律师等专门人才。

    这一过程中,使得其最终成才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其自身,而是理联为其提供的诸多资源。

    但是站在他、或者她的自身立场上,却很难意识到这一点。

    他、或者她更容易做的,只是将自己在理联的待遇,切身利益,相比西方列强中同类职业的劳动者,相差甚远,进而滋生对现状的不满。”